“廁所文明”的沒落

　　中國文化歷來重視“入口”而輕“出口”，恥于談廁，不談廁，在享譽世界的“食文化”的背后，隱藏著難以啟齒的“廁文化”。

　　中國廁所的起源，最早是在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遺址里發現的。考古發現當時的廁所只是一個土坑，從西周到春秋，廁所多與豬圈并排，而且一旦“某個坑”被“放棄”，就會用一個奴隸去填坑。于是廁所是“臟”的這個觀點就一代代傳了下來。

　　史載在殷商時期，西周之前，漢民族就有“尚潔”之風，當時這股風氣深入到社會生活之中，誰不重視衛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諷刺的。即使是在戰爭頻繁的春秋戰國年代，身處圍成鐵桶一般的孤城的守城軍民也不忘記廁所衛生。據《墨子》載，在城頭上要“五十步一廁”，周遭以垣墻圍之，“垣高八尺”，守城軍民不分男女都必須到公廁便溺。城下則“三十步為之圜，高丈，為民溷，垣高十二尺以上”。

　　中國的舊俗中還有一整套對廁所的衛生管理方法。據載，早在漢代，中國就有了公共廁所，那時叫作“都廁”，到了唐代，就更多見了。當年的馬可·波羅曾對中國的衛生設施嘆為觀止。

　　在宋代，奢華的杭州城里就出現了專業的清除糞便人員，他們沿街過市，專門上門收糞。在官制上，唐代有了專司廁所的宮廷官員“右校署令和丞”等。這些，都表明中國曾有過輝煌的“廁所文明”。然而，到了近代，中國的廁所衛生漸漸地落在了歐洲的后面。

　　近現代，中國農村的“廁所”大多比較簡陋、骯臟、破爛不堪，基本是“一個坑兩塊磚，三尺土墻圍四邊”，北方的男廁多采用蹲坑式，婦女采用“灰桶子”，即：一木桶，內放石灰或草木灰。清朝時，為了解決糞便管理的經費，清政府也曾試著搞了些收費廁所，并允許私人開辦，清朝慶豐年間《燕京雜記》記載“京師四藩入者必酬一錢”，即是明證。但當時公廁并不能為人們所接受，人們隨地便溺，或便于馬桶之中，傾倒于街旁，滿街狼藉臭氣逼人。

　　中世紀的歐洲，人們還沒有廁所觀念;廁所的進化是從茅坑演變到茅房、廁所、衛生間、洗手間，從無到有，從私有到公共，從單一功能到集生理代謝、衛生調整、休息乃至審美、商業、文化等多功能，廁所革新一步步從文明走向進步。

　　19世紀堪稱是“廁所世紀”。在19世紀40年代，在漢堡出現了用河水沖刷管道的下水系統。世界上第一個抽水馬桶公廁建于1852年的倫敦，而1852年的中國，紫禁城里還不知道什么是抽水馬桶，每天清晨都會有糞車從“后門”進出。毫無疑問，中國當時的廁所文明與號稱“日不落帝國”的英國已經相差甚遠了。

　　廁所是社會進步、文明發展的產物，廁所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地方、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的文明發展狀況。上海就曾經是一個備受全國“旅客”指責的地方，逛街找不到廁所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卻發現每個“位子”都有“外加費”，不付錢不讓你“蹲”。

　　廁所的革命

　　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，中國掀起了一場廁所的革命。

　　在城市建設方面，1992年，國務院令(第101號)《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》頒布，為整治城市環境衛生奠定了法律基礎。此后，各地開始有計劃地建立各種各樣的公廁。例如，1988年和1989年，北京投資近200萬元建設廁所;1994-1996年期間，共投資3217萬元，新建、改建廁所分別達46座和73座。

　　伴隨著城市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公廁的普及率也迅速上升。1993年以來，衛生廁所提高了27.53個百分點，約相當于前40多年的4倍。僅雙甕漏斗式廁所，就建造了1043萬座。截至2001年年底的統計，中國共有公廁107657座，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。

　　在《九十年代兒童發展規劃綱要》中，中國政府正式向人民和國際社會承諾：全國農村衛生廁所的普及率在2000年年底達到40%。截至2001年年底，經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大規模的“廁所革命”，我們在農村地區的衛生廁所普及率達到39.83%，基本完成了九五計劃提出的目標。

　　農村改水改廁的主要目的是預防、控制腸道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傳播。糞便中和被糞便污染的飲用水中，含有多種腸道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病原體，包括致病的病毒和蟲卵，嚴重威脅農民的身體健康。

　　時至今日，這場革命還遠未結束。雖然在一些“窗口城市”，衛生公廁的普及率已經向一些發展中國家看齊，但在廣大的中小城市的舊城區、老商業區和廣袤的農村，關于廁所的革命依然任重道遠。

　　在2001年新加坡舉行的“第一屆世界廁所高峰會議”上，中國代表團代表表示，為迎接2008年奧林匹克運動會，北京將投資2.4億元人民幣增建和更新2003個公共廁所。到2008年，北京市公廁的面貌將煥然一新：干凈、舒適、豪華。

　　2004年11月，世界公廁峰會將在北京召開。相信這將極大地推進中國的“公廁革命”，促進中國的環境衛生狀況得到極大的改善。